《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连载之五十
2005-09-29 09: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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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作者:李建军


 第五辑


  替贾平凹捏把汗


  “实话实说”虽然有时也无聊,但与那些更无聊的节目比起来,毕竟要好一些,所以,如果打开电视,正好看见小崔在笑眯眯地逗大家乐,我倒也不反对“随喜”一下的。然而这次,很不幸,我却从头到尾都急,都紧张。


  这期的话题是:“大学里来了个贾老师”(“贾不假”,人家可是西北大学“明媒正娶”的兼职教授,这也不辜负贾平凹把自己的名字拆字分析时所费的那番苦心:贾即西贝,西贝即西北,即西北大学)。其实,准确地说,这期“实话实说”的话题是:作家贾平凹有没有能力和资格当硕士研究生导师?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答案是:让通过考试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接受三年的系统教育后,成为具有较高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那么,“硕导”二字又是什么意思?是指那些在某一专业领域有较为突出的研究或教学经验,同时具备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习的资格和能力的专家或教授。质言之,“硕导”必须是拥有某一专业的系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被认可的研究成果的人。这应该是遴选“硕导”的起码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贾平凹是否适合做“硕导”,结论应该是不难得出的。然而,事情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否则,“实话实说”这样的本该关心工人“下岗”问题、农民“打白条”问题的节目,也不会费心劳力把贾先生等一干人,从正待开发的大西北请到首善之区的北京来。


  问题确实很严重,争论确实很激烈,认为贾平凹做“硕导”完全可以胜任的人确实人多势众,台上台下,你一言,我一语,确实给拙于言辞的贾先生不少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以至于我们得承认,要不是碰上王彬彬这么一个不依不饶且辩才无碍的主儿,贾先生和他的一彪人马,极有可能会大获全胜的。


  我同意王彬彬的观点:贾平凹不适合做“硕导”。原因很简单: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虽然是个有名的作家,但名作家并不等于“大师”,也不能约等于“教授”。名作家,顾其名而思其义,乃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比较有名或非常有名的作家。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能写点东西,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有知识、有思想,因为,用韦勒克的话说,从事创作与谈论创作永远是两回事,或者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能之者未必一定是知之者。事实上,就中国当代作家的情况来看,有些名作家的学养实在是差得可以:残雪谈博尔赫斯的文章,写得絮絮叨叨,一个观点绕来绕去,读到终了你也搞不清她究竟要说什么;而另外一位“先锋”小说家的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不仅毫无新见,而且还把被托多洛夫和萨特批评过的巴赫金的不妥之论,当做可以度人的金针“热蒸现卖”。贾平凹则干脆连这些兴趣都没有,他在一位发言立论充满表演性而且随意得有些邪乎的“批评家”的吹捧贾氏的访谈文字中说:“大家都读的书,我就不读。”(惠西平主编:《突发的思想交锋》,第286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固执得实在没有道理,没有必要,好像偏要跟“大家”不一样似的。贾先生有拒绝读“大家都读的书”的勇气,但他似乎不知道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一句话:“对于文学最恶劣的犯罪,即不读书。”(布罗茨基:《从彼得堡—斯德哥尔摩》,第555页,漓江出版社,1990年。)这就是说,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不读书,总是不对的。


  但是,话说回来,贾平凹毕竟有他的长项。西北大学的护“贾”东来的人说,到现在为止,贾先生已经出版了700多万字的作品(乖乖!够多的了),还说,他虽然以创作为主,但也写过一些评论性的学术文章,如《孙犁论》、《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什么》等。想用700万字的数字来征服人,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也许还行,那时中国人个个都患了一种我称之为“数字妄想症”的怪病,然而,在今天,怕就有些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通常是垃圾比黄金多,贪官比包拯多,坏东西比好东西多。总之,可着劲地强调700万字这个数字,不大能说明问题,用孔子的话说,这叫“虽多奚以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多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咱们虽然不再患“数字妄想症”,不再被700万字给吓住,但咱还是该具体地考察一下贾先生的两篇“学术性”的评论文字,看看“贾老师”是否真的像英国的德·昆西那样,只凭两篇短短的评论文章(一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另一篇《思想的文学和力量的文学》),就能让自己成为出色的学者和批评家。


  先看《孙犁论》。孙犁是贾平凹在创作上向之问道尊之为师的人,两人之间曾有书信往还,孙曾批评贾的语言,说“你的语言,有时似乎还欠一点修饰”(孙犁:《芸斋书简》,上册,第294页,山东书画出版社,1998年。),还批评贾的小说中的“故事有些离奇,即编造的痕迹”(孙犁:《芸斋书简》,上册,第291页。)。但贾平凹的这篇文章,似乎就没有孙先生的一语见道的妙论,一堆马马虎虎的好听话而已。


  一般来讲,学术文章,或者说宽泛意义上的评论文章,是要说明一个道理或一种事象的,因此,一定要有充分的材料,缜密的论析和自洽的逻辑性。而贾老师的这篇不足一千字的文章里,几乎全是任意的判断,根本没有可靠的分析。例如:“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何谓大儒?依据什么这样评价孙老先生呢?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就一下子成了“大儒”了呢?);“他是什么都能写,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真的是这样吗?就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写的?真的从来都没有写过“非文学现象”的东西?);“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此论最为可疑!谁始终学习老先生?学习他的哪些作品?);“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多大”(何以见得?例不十,法不立,你的依据是什么?);“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在哪些方面“老辣”?为什么说他“没有几人能匹敌”?);“孙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孙犁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社会误解”?“误解”他什么呢?)。


  最要命的是,这篇被收进《中华散文珍藏本·贾平凹卷》中的文章,语言和逻辑上的问题也严重得有些说不过去,一再暴露着贾“大师”的阿喀琉斯之踵:“但都好在奇与怪上,失之于清正。而世上最难得的就是清正”(既然“清正”是“最难得的”,为什么要责备人家“失之于清正”呢?这是什么逻辑?);“好文章好在了不觉它是文章”(极俗滥的一句话,而又着了一“了”字,更显扞格不通);“孙犁不是个写史诗的人(文坛上常常把史诗作家看得过重,那怎么还有史学家呢?),但他的作品直逼心灵”(谁说过有了“史学家”,就不能再看重“史诗”?而从“但”字上看,“贾教授”的意思似乎是,“写史诗的人”也是“直逼心灵”的);“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对不起,我好像又落了一头雾水)。


  Now,现在,来看“贾教授”的另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什么》。我反复阅读,仔细考量,最后,我只能把这样的结论坦诚相告:这是一篇立论随意,观点混乱,缺乏分析,姑妄言之的东西而已。


  劈头一个观点就吓死人:“如果不带偏见,且能全面地认真地检阅20年来的作品,可以说有许多作家和作品是超越了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的”(哪些“作家和作品”这么厉害?告诉咱。);“可惜的是,……文学未能确立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被各种利益集团利用,为其作非文学的宣传和服务,严重的缺乏文学精神”(“各种”是哪几种?你的“文学精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被各种利益集团利用”的、“严重缺乏文学精神”的作家和作品怎么可能“超越了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呢?);“即使在摆脱着对于政治宣传和教化的配合中,又陷于对于社会道德观念价值的迎合”(谁在“配合”?谁在“迎合”?是所有中国作家?还是其中的部分人?);“20年里评论家几乎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文学界的领导,……另一部分是激进的评论家,原本应寄希望于他们,十分遗憾的是,他们所特有的评论标尺却完全是西方性……”(“两部分”的划分是否太简单?“领导”还搞评论?或者,搞评论可以当“领导”?);“文学是需要天才的,天才始终是在支撑着一个时期文学繁荣的大厦。认真全面地检阅文学,这20年里有着天才的作家,他们还在发展,也寄希望新的天才人物出现,为此,对于中国的文学应该充满信心”。(自打“林副主席”飞走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天才”了。而在中国,具体地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我只寄希望于那些踏实而勤奋的圣徒一样的作家,如路遥、陈忠实、张承志、史铁生、李佩甫及报告文学作家胡平等。说心里话,我宁愿与一个质朴而善良的人打交道,也不愿与形形色色的“天才”做朋友,因为,对我来讲,“天才”是一个近乎X的虚幻符号,因此,如果一切都须仰赖“天才”,那么,我对中国的文学,真的没有信心。)


  总之,这两篇“评论”文字,只能说明贾平凹是一个写东西的“著名作家”,而不能证明他有做“硕导”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我觉得他率众到“实话实说”给小崔当演员的勇气诚然可嘉,但却让我笑不出声轻松不起来,从头到尾都替他捏着一把咸咸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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