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连载之五十二
2005-09-30 0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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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作者:李建军


 第五辑


  写“特稿”的方法


  从来没有写过“特稿”,也不知“特稿”是什么意思,打开手边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查不到这个词。找不到权威的解释,只好自己放胆凭想当然来理解了:“特稿”也者,由特殊的人物撰写的特殊的稿子之谓也。在我看来,倘若这特殊的人物是文学评论家,他当然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直言无隐地对文学圈内的人情物事坦陈己见,但是,如果他选择了担当一名记者的角色,试图把一件复杂的事情的真相报告给读者,那他就必须让自己客观、冷静,以便全面地了解情况,广泛地占有材料,真实地记叙原委。总之,“特稿”虽然异乎寻常,但亦有其故常之道,是不可以乱写的。


  很不幸,我刚刚读到的一篇以我为叙写对象之一的“特稿”,却让我对“特稿”二字,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特稿”乃是一种特别好写的稿子。写这种稿子,不像写学术文章那样孜孜矻矻,既要严谨、缜密,又枯燥、乏味,也不像写批评文字那样,要反复阅读作品,必须在沉思细味,比长量短之后,再下判断,就这样,弄不好还会得罪人。写“特稿”就轻松多了,掌握一部分材料就行,而且,这完全不妨碍你体验做评论家的快乐,和当小说家的美妙,因为,你既可以像法官一样评判,也可以像小说家那样神思飞扬。


  让我们以张英先生的一篇范文为例来研究一下写“特稿”的方法和窍门(文载《作家》杂志2001年第三期)。先看题目:《陕西文坛大地震——酷评越来越厉害,文学陕军集体被袭击》,“酷评”和“袭击”显示着作者的评价和态度,立场和爱憎,在他看来,很显然,他将要向读者介绍的由“直谏”引发的争论,像贾平凹说的那样,是一场“非文学现象”。


  张先生有了这样的态度和看法,也就没有耐心认真地比较一下,李建军和另一位批评家的观点和批评的方法有什么差异,《三秦都市报》和《今早报》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不同。在他看来,两人一样都是动机不纯、“偏激”的“黑马”,一样都是对“凡是陕西文坛的名人,一个也没有放过”(尽管事实上李建军只不过批评了《白鹿原》中的一个问题和贾平凹的《怀念狼》等一些作品)。而且,为了充分说明李建军的“不法”行为,张先生几乎是随意地把在争论中持相反意见的人编为一队,归为一类,以便壮大反击李建军的阵容。他把明确支持李建军的李震(尽管这个李震就是张文所说的那个“比李建军更偏激的李震”)和作家王晓星(新)也都放到了李建军的对立面。这还不够,张先生还特别指出,这些评论家和作家“反击和批评”李建军的观点是“细致”的,真不知道他这种连批评家和作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都完全弄错的“细致”是怎么搞出来的。


  另外,张先生对读者的态度也是蔑视的,不信任的,因此,尽管“读者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边倒,支持李建军对陈忠实、贾平凹以及对批评家们的批评”,但这似乎并不是好事,因为,这“给陕西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张先生不知道,这“压力”也许让有的人不快,不安,但对那些能以正常心态对待批评的作家来讲,感受到的也许正是一种与“压力”云云完全相反的积极的东西。就我所知,“读者”的批评和这场讨论不仅没有给身处“陕西文坛”之中的陈忠实造成“压力”,反倒让他感到文学活着。


  陈忠实2000年12月12日在《三秦都市报》上回答杜晓英提出的“您对《三秦都市报》关于《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的系列报道怎么看待”的问题的时候说:“我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也应坦诚相告,这是一场始料不及的又是近几年来影响最广泛的一次关于陕西文学的讨论”;“陕西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的大多数和一些作家都说了话,参与了这场讨论,观点鲜明,甚至尖锐对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景象,使我感受到了文学批评本来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因为在当今文坛(不仅陕西)最缺失的就是这种坦率或者说直言不讳的评论风气。尤其使我感动的是,这场纯粹属于文学话题的讨论,竟然引发了远离文学圈子的那么多读者的热烈反响并参与了讨论,且不论他们的看法如何,单是他们对陕西文学的至诚的关注之情就足以使我陡增信心,文学活着。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存活的土壤。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动,也同时给我以逼近鼻息的警示:我在对待自己的作品和评说别人的作品时,请想想千万个各种职业的读者正通过各种媒体审视着我的话语,关键可能不是观点上的不能认同,恰恰在于自吹他吹和吹他所造成的虚假,将从根本上失去读者最起码的信赖和尊重。在商潮迭浪明星争宠的当今媒体上,陕西有这么多的专家和读者关注关怀着陕西文学,作为一位身在其中的作家,我又一次确凿地感到了创作这种劳动的意义,更加确信真正的文学依然神圣”;“在这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中,无论参与者发表了什么观点,甚至有些相左以至完全对立的看法,但都把握在严肃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讨论的话题以内,这是很难得的,对于建设一个良好的创作和评论的文坛语境,开了一个好头,恐怕也是引发专家和读者争相参与的关键所在”。


  2001年3月17日上午,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一书的新闻发布会暨文艺思潮研讨会上,陈忠实再次重申了他对这场讨论的看法和评价:“关于这场讨论和这本书的出版,是好事情……我今天很坦率地讲,我最关注最感动的是读者那一版文章。那一版文章给我的直接感受是文学起码在陕西还活着,那么多读者关注这一场讨论,关注两个作家的两部作品。这种现象恐怕在全国也不多见……我们的文学批评无人关注,包括我也能感受到,读者不看就是作者最大的悲哀,读者不看你写那弄啥么?”陈忠实还谈了自己对文学批评的期待和对制约文学批评的消极因素的认识:影响文学批评的消极因素,“近几年,我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人际关系。几年前我远离文坛在乡下写小说,当了主席后混迹文坛,人在这个窝子里感受到美好的东西也多,恶心的事也不少,我只是争取在我毛60岁的时候说真话……我多年感受到包括到工作岗位上感受到的最伤脑筋的就是人际关系,这在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话语建构中的危害性,表现为看见谁表扬谁的文章,就说谁咋会给那(人)吹牛,抬轿子呢?谁写批评文章,就说谁咋收拾呢,这样子批评咋搞呀,都庸俗到人际话题上去。我想我们自以为文学还神圣的人,能否来争取排除它。在目前建构健全健康的批评语境,要靠健康的心态来建立。换言之,我们如果都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文学,而不是其他,就应该逐渐排除非文学因素,比如金钱商业,当官大小等。同样在文坛上,大家的共同支点是文学,把非文学因素排除,也能活得轻松。今天参加这个会,因为这个气氛,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能直爽讲出来,这为建立一种好的批评语境开了个好头,这也是这场讨论非常好的最直接的收获”。(《面对面的交锋,心与心的交流——来自〈突发的思想交锋〉新闻发布会暨文艺思潮研讨会的声音》,《三秦都市报》,2001年3月22日。)有必要交代一句的是,这次讨论会气氛活跃,争论激烈,大家坦陈己见,不玩猫腻,然而贾平凹没有到会。不参加会议是他的自由,但我深表遗憾,我觉得他的气量太小了,实在被媒体和光会说好听话的评论家惯得不像样子了。


  我之所以把陈忠实对这次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介绍得这么详细,是想告诉张先生,陈忠实尽管对某些具体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从来没有否定过在《三秦都市报》展开的这场讨论,也从来没有把文学批评和非文学批评混为一谈,更没有从动机上怀疑过李建军。张先生倘若具备做一个记者的起码素质,是应该了解他的这种态度和基本观点的,而不能通过想当然的办法,既低估了一位大作家的气度和胸怀,又厚诬了一个小人物的尊严和人格。


  张先生虽然不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只有写写文学“特稿”的雅兴,但他却有一副对名作家一往情深的温柔心肠,这实在令人感动之至,而且,当名作家遇到“黑马”们“袭击”的时候,又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打抱不平,也实在令人钦佩之至。但应该提醒的是,在表示“温柔”和“拔刀”而出之前,一定要先弄明真相,否则,就多少有些像牛二拉着林妹妹的手表白爱情,找错了对象,或者,只想着桶会永远落到井里头,不成想却也有井落到桶里的时候。具体地说,你在回护贾氏之前,也该好好读一读他近年来的作品,搞明白《怀念狼》究竟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此书是贾平凹的巅峰之作,也是当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惠西平主编:《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第228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然后再看看李建军的批评有无道理,看看贾平凹《我说几句话》的态度是否可取,最后,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该旗帜鲜明地回护贾平凹,否则,你就不知道贾平凹的创作上存在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一个长期关注贾平凹创作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失望,为什么会那么彻底地否定《怀念狼》这部粗制滥造的失败之作。


  张先生虽然对“酷评”有自己的看法,但似乎受制于“特稿”的写作规范,不得不援引别人的话来给“酷评”定性:“一是自以为是”;“二是小题大做”;“三是不顾事实,无中生有,穿凿附会,捕风捉影,信口雌黄,对作家作品等展开妄评”。但“特稿”的规范似乎并不妨碍张先生作这样的引申:“文学批评的粗暴化态度在近年来愈演愈烈,颇有一发不可收拾的态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先生说,“就在本文整理的过程中”,“作为挑起这场争论的当事人李建军”,在《北京青年报》“发表自己的文章《我也来说几句话——‘贾平凹遭袭’真相》”,“情绪激烈”,“首先概括自己发起的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而不提这是针对贾氏的“非文学现象”而说的),“然后又调侃口气刻薄的文笔挖苦说”(“调侃”、“刻薄”、“挖苦”,只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中国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下来,“李建军给贾平凹扣上了大帽子”(“大帽子”——多么可怕的字眼!),这个“帽子”就是“认为贾对邢建海的回击文章有问题”(张先生根本不愿意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贾氏确实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搅到了一起,因而,也就看不到贾氏的皮里阳秋,高明手段),最后,“李建军还在文章中间讽刺贾平凹……”(李建军“讽刺”贾平凹,忍受着疼痛的却是张先生,真是对不起啊。)然而,张先生还有更精彩的绝招来曲终奏雅呢:“北京文学圈的一位老评论家对笔者说,‘李建军太过分了,人家回击邢建海的人身攻击,不答理你吧,你却偏偏要插进来闹一把,炒知名度也不能这样干啊,非要逼人家和你吵架,提高知名度,不像话。’”


  我不愿把这段文字看成小说笔法,但又只能拿它当做小说笔法,因为我没有理由相信一位“老评论家”竟然会像西安的电杆上的广告中专治性病的“广州老军医”一样没水平,竟然会看不出来贾平凹的文章回应的并不只是“邢建海的人身攻击”,同时,我想他老人家也绝不至于庸俗到一个小报记者的程度,也认为李建军“插进来闹一把”,就是为了“提高知名度”。我也不相信他老人家(如果真有这么一位“老评论家”的话),活到了对一切都“欲说还休”、“不说也罢”的年纪,还会像一个整天围着名人转圈摇尾巴的“狗仔”一样,也以那样的坏意来揣测一个晚生后辈批评两部作品的心理动机。我想,他老人家如果真的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老评论家”,那他应该先拿《怀念狼》来读一读,然后再看看晚生我说得有无道理,而不是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给一个“特稿”撰写者提供“自以为是”、“不顾事实”地“展开妄评”的依据和支援。


  “特稿”写作既不忌讳用“不像话”来作“豹尾”一样有力的点评和指斥,也就没有理由拒绝追求余意袅袅意味深长的韵致:“眼下,这场争论仍然在进行中”,而且,“有知情者透露(“知情者”同“老评论家”一样,对于“特稿”写作者是极重要的道具,其重要程度绝不下于丈八长矛之于张飞,青龙偃月刀之于关云长),这事情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的,只是阵地已经从报纸上转移到了杂志上”(“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这并不妨碍张先生提前做结论,而“阵地已经从报纸上转移到杂志上”却是张文中难得一见的实在话,因为他用自己的“特稿”证实了“知情者”的话,也证实了“知情者”不是别人,正是张先生自己)。


  一篇“特稿”,欣赏完毕,我们也该总结出几条写“特稿”的方法,以便日后无可奈何之日、穷困潦倒之时赖以谋生。首先,你一定要明白,写“特稿”是靠名人吃饭的,因此,当名人和“名不经传”(?)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在名人一边,一定要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因为,那些“名不经传”者必然是出于“提高知名度而来的”,其德行,其人格,必不足观,其发论必为“酷评”,其动作必为“袭击”,而名人,正因为是名人,所以,必然正大光明,高尚纯粹,值得敬重,需要捍卫。


  其次,写“特稿”一定要在“特”字上下功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特”就不“别”,就不能撩拨人家的好奇心,就不能吸引人家的注意力,例如,在刚才欣赏的这篇范文中,你就不能接受“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这种俗得不能再俗的观点,因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你就得像陈忠实那样承认文学评价必须看重读者的反应,你就得站到“一边倒”向李建军的普通“读者”一边,这样,你就不“特”了,就太平常了,太没意思了,太对不起名人了。


  第三,你永远不要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你必须靠援引别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话,当然,你可以不加引号,这太麻烦,但你必须让别人知道这些话都是其来有自的。当然,这不等于你没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立场,而是为了更智慧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更巧妙地显示自己的立场。这种手段张春桥当年批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就用过,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中曾提示过这种方法的高明和巧妙,可见,这种策略一直是行之有效的,屡试不爽的,是不可以弃置不用的。愿意靠写“特稿”为生的朋友可以慢慢揣摩,细细领会。


  最后,容我对我们的老师张先生讲几句话。说实在的,读到您的大作,我有些惊讶,但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早已从贾平凹研究专家费秉勋教授的大作《醉翁之意在哪里》一文中领教过了,他的看法跟您一样:李建军意在通过批名人“自炒”,但他有一点跟您不一样,他有勇气不借用别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话;他还有一点跟您一样,赦事诛意,原情定过,不惮以恶意来揣测我的动机,但他又有一点跟您不一样,他是贾平凹的的老师,他敢批评贾平凹:“贾平凹作风方面的毛病,在社会各类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声名日隆”的情况下,他在两个方面“招致物议”:“一个方面,创作缺乏从容沉稳的心态”,“另一方面是关于炒作。……贾平凹常常是被这些炒作卷着朝前走”。(惠西平主编:《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第166页。)


  费先生为什么还能说出几句真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还是个搞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的人,所以,我建议您在写“特稿”之余,也搞些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工作,这样,您即使写不出像样的评论文章,至少也可以体味一下搞文学批评的甘苦,也可以了解一下当下文学批评界的冬烘气和委顿相,也可以亲口尝尝那些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也可以知道说几句真话是多么难,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因为,只要说真话,你就会冒犯名人、准名人或“未名人”的尊严,就会看到人家从动机上怀疑你,否定你,最后你会认识到有些人是何等的无聊,自己是“名教”的信徒,见了名人膝盖就发软,听到名人的名字心情就激动,而揣想别人也必是名的奴隶,利的走狗,权的仆从,欲的囚徒,也不会像个真正人一样活得堂堂正正,无欲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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