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连载之五十三
2005-09-30 16: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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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作者:李建军


 第五辑


  超越于“狭隘”和“仇恨”之上


  在2001年1月11日的《文学报》上,有阎晶明先生的一篇文章:《粗疏而张扬的批评》。他“见有李建军者”,于“最后一段时间”,“拿自己的乡党陈忠实和贾平凹等作者开刀”(这足见李氏不是和厚之人),“一路杀下来”(活脱脱一个仗血气之勇行事的莽汉也),“很显正义地火了一回”(“火了一回”就证明其批评有问题,即使他“火”得“很显正义”)。他说,“仅就这位年轻气盛的批评家批评观点的精华看”,“这种略显空洞的批评,更多的是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没有多少新鲜”,更何况,“这种批评方式在当下很流行”,这就更让人“悲哀”了,因为,这不是批评的“正途和本义”。阎先生的文章很坦率,很尖锐,这很好,说明他既“不屑于温文尔雅的批评”,也不是那种见了什么人,面对什么作品都一味奉承说好听话的主儿。


  其实,阎先生评论的,并不是拙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一书,而是我的一篇题为《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的文章(见《文艺争鸣》2000年第六期),而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批评的,则是我对《白鹿原》的“狭隘的民族意识”问题的看法,称之为“骇人听闻的结论”。这就让我有些纳闷而且惴惴然。中国当代文学的腐败状况如此严重,文学批评中类似“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的东西,多的是,何以没有引起阎先生的注意和不满,为什么他偏偏要对我的这么一个观点,下那么一个俨乎其然的结论呢?


  细细考量阎先生的文章,他下此断语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因为只注意了“自己言论的新颖和见解的独到”,结果没有“真正尊重自己的批评对象”;其次,他认为,“中国人很少真正正视过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自己的苦难史”;第三,“仇恨”这个“战争中不能避免的主题”,“常常被过于‘博大’地淡化、弱化了”。第一个原因,我看不出那种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第二个原因,他的论述也太过笼统,事实上,我们对异族尤其是日本人入侵造成的苦难,从未忘记过,倒是对自己作的孽,多有掩饰和回避。至于第三个原因,我想,阎先生的意思,大概是想说“仇恨”是战争题材作品的主题,而在我看来,把“仇恨”当做所有战争题材文学“不可避免”的主题,绝对是一个“粗疏而张扬”的说法,因为,这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很容易把人们拉回到阎先生所否定的那种把战争当游戏的老套子里头。


  如果说我们关注的不是抽象的“战争”,而是被裹挟到战争中的有血有肉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更复杂的态度和更丰富的情感,其中免不了会有“仇恨”,但还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情怀和更复杂的人性视境,具体地说,还应该有怜悯、同情、宽恕等更能表现人的本质的情感。很难想象,如果只剩下“仇恨”,我们凭什么证明自己在精神上高于所仇恨的对象?爱因斯坦之所以是个伟大的人,就在于他不单纯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对战争、暴力和仇恨,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的人:“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情感,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第184页,商务印书馆,1995。)杜甫之所以是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心灵,就在于他在诗中叙写战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宣泄“仇恨”,而是表现了一种更博大的情感世界,他“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虽然自己饱受战乱之苦,也用不朽的诗篇记录了辗转于战争中的普通人的遭遇,但他对战争的态度依然是理性而充满人道情怀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这里有对生命的大悲悯,大同情,大关怀,远非那些只宣扬“仇恨”的文学所能比及。而通常的情况是,也许我们接受“阶级仇、民族恨”教育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们谈到类似于爱和悲悯这样的情感,常常显得理不直而气不壮。这是极不正常的。T.S.艾略特批评西方“现代文学否定了、而且完全忽视了我们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信仰”(《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25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我想,对不少写战争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讲,这些被否定的“信仰”首先是对于博爱、怜悯等人道情感的信仰。


  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一般人的感觉中,“仇恨”只要有了“民族”、“国家”的支撑,就是天经地义、正当合法的,换句话说,为了“民族”而仇恨,为了“国家”而杀人,永远是一种光荣而崇高的行为。毫无疑问,民族情感是一种自然而强烈的内在冲动,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精神立场。这些,就连叔本华那样高蹈的人,也未能超越。他在嘲笑“英吉利民族愚蠢而低劣的偏执行为”的时候,就极不适当地赞美了自己的民族(《叔本华论说文集》,第5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同样,民族主义也是许多中国人难于平静而理智地思考的问题。外族的入侵使我们的民族情感变得复杂而激愤。再加上不同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往往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社会动员和精神控驭(胡适曾就这一点激烈地批评过国民党政府),这样,民族主义在中国便日渐成为一种不容怀疑的精神立场和价值选择。它一方面排斥了基于自由选择的个人化的多样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凝定成一种集体性的狭隘而极端的情感方式和思维定势。最后,民族性就成了一种压抑个性的整体性力量。这种压抑是不正常的、悲剧性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正像叔本华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无论怎样说,个性都要比民族性重要得多,任何特殊的个人都要比民族重要千万倍;因为不说到大量的个人,就无法谈到国民性”(《叔本华论说文集》,第54页。)。


  准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个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人们也就很难认识到,文学叙事只有超越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之上,才能写出战争(包括民族战争)状态下个体的复杂体验和人性内涵,才能真正写出战争的罪恶和可怕。在同样的情况下,人们也很难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侵略战争的第一犯罪主体,是高擎“民族”旗帜的国家主体,具体地说,是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客和武夫,绝大部分参战的士兵,由于受到国家主体的逼迫和欺骗才杀人的,他们既是被动的犯罪者,又是直接的受害者。看不到这一层,正是简单地把战争题材文学的主题归结为对一切都“仇恨”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在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求更深刻地表现个人的遭遇和人道情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我看来,中日合拍的《一盘未下完的棋》等电影,并不因注重“主题的新鲜和视角的独特”而把“战争的血腥、残忍和苦难”,“弱化到几乎见不到踪影”,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示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反人道性质。它留给我的印象,美好而深刻,远在那些把“仇恨”当主题、把战争游戏化的电影之上。至于《南京大屠杀》,即使更名为《南京:1937》,似乎依旧和《血战台儿庄》差不多,仍然是一部直接展示战争的血腥和侵略者的残暴的影片,它的问题,恰在于没有“主题的新鲜和视角的独特”,而不是没有“仇恨”或没有直接叙述战争。而《辛德勒名单》,不知阎先生怎么看的,在我看来,其中固然也有“仇恨”和控诉,但重点似乎还是叙述辛德勒如何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立场,拯救那些面临死亡威胁的犹太人,这样,它的主题正是忏悔、赎罪、拯救及和解,而不是“刻骨铭心的仇恨”。


  那么,阎先生到底为什么要那么不顾一切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仇恨”进行辩护呢?为什么要反对“博大的人道情怀”呢?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性,没有认识到非理性爱国主义的消极性,没有认识到“二战”期间,德日正是用了“民族”和“爱国”的名义,发动了战争,没有认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否定民主和剥夺个人权利及自由的倾向,在文化上则常常是保守的和消极的,这样,它既从根本上影响着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又是反人类和反世界的。池田大作是看清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在与汤因比对话时重新界定了“爱国心”:“如果在现代寻求相当于过去本来意义上的爱国心这个理念的话,我想那一定就是把全世界看成‘我的祖国’的人类爱,世界爱。”(《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27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而胡适在写于1929年至1934年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信心与反省》等文章中,也一再告诫国人要注意“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希望年轻人要有理性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要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胡适选集》,第2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些话在今天依然是活的思想,尤其值得那些喜欢对世界说“不”和要求文学宣达“仇恨”主题的人们三思。


  确实,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白鹿原》中鹿兆海杀死日本士兵后割取头发的细节联系起来,很难一下子让读者理解和接受,甚至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情绪性反应。这个责任当然首先要由日本人来负。但我们也要站在更符合人道原则的立场上来叙述战争,来关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人的境遇和命运。1914年,正当自己的祖国陷入民族战争的混乱之中,罗曼·罗兰不是“突然表现为最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提醒人们,虽然“战争可以使最平庸的心灵中产生种族的天才”,但“一个伟大的人民,是不报仇的,他们要恢复权利”,这样,“我们的责任就在于使思想超越于风暴,避开试图使它昏暗的云层。我们的责任在于把城墙筑得更宽更高,控制各国的不公正和仇恨,让全世界兄弟般的自由的人们在这里聚集”(《认识罗曼·罗兰》,第64-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罗曼·罗兰明白,他的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很少可能为人所听从”。他的祖国的法庭起诉他。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好战分子攻击他。但罗曼·罗兰的声音和思想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尽管它确实并不能抵挡侵略者的枪炮,也不能遏止人们投入战争的冲动,但它有助于人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野蛮中看到文明,在战争的昏暗的背景上看到人性的伟大和高贵的一面。而文学,尤其是叙写战争的文学,就是要为被战争和苦难损毁的人类精神,提供光明和希望的:“应该忘记怨恨和复仇/对于死敌要加以宽恕”;“把我们的账簿烧光/跟全世界进行和解/弟兄们——在那星空上界/神在审判,像世间一样”(席勒:《欢乐颂》)。


  最后,诚如阎晶明先生所说,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疑是问题中的一个。而在我看来,阎先生对我的批评似乎也存在这个问题。他几乎从我的文章中没有发现可取之处,看到的都是缺点和问题。我说陕西作家具有共性的不足是“接受完全、系统教育的比例较低”、“学养差”、“知识结构不健全”,这是事实,即使全国别的地方的作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不能否定我的判断的真实性,也不能消减我的陈述的有效性。阎先生说得对,“在提高学养、调整知识结构以及系统学习方面,批评家(即使已有博士头衔)的任务也一点都不比作家轻松”。我把《白鹿原》中“四十三撮头发”归为“一束”,确实有些含混,也暴露了我的“粗疏”,因此,应该感谢阎先生的教正。但阎先生说,在肖洛霍夫的小说里,“苏军士兵为杀死一个纳粹士兵而‘痛苦’”,也是一个不小的常识性错误,因为葛利高里并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见,“粗疏”的现象,偶或一有,也算正常,这样,才需要大家互相“温文尔雅”地批评和指正。正所谓“剃人之头者,人亦剃其头”,批人之评者,人亦批其评,相摩相荡,相推相激,实在好得很!只是,我们都要努力避免姿态的“张扬”、立论的“偏激”和内容的“粗疏”,都要超越于“狭隘”的“仇恨”之上,这样,才能建构起有效而有益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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