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连载之五十四
2005-10-10 0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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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作者:李建军


 第五辑


  热烈的冒失


  正像创作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一样,批评也是一种不易的事业。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即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较强的艺术判断能力,而且,还需要一种敢于质疑敢说真话的勇气。而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以尖锐的方式提出问题的批评,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和怀疑。人们通常不是看这种尖锐的批评的分析是否符合事实,判断是否真实可信,而是倾向于从批评家的批评姿态和语气上评判他的是非与得失。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也与人们对作家的非理性崇拜心理有关。人们对作家,尤其是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在名利场上已经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家表示崇拜之情的时候,通常是既热情又大方的。就此而言,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别林斯基在19世纪发表的《文学的幻想》中指出的“事实”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辞;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被认为是亵渎神圣。”很长时间里,我们从中国批评家那里听到的,就是这种“空话”和“溢美之辞”。这种糊涂的阿谀式的批评,不仅已经败坏了批评的名声,而且,还从根本上毁伤着我们的文学事业。碰巧,刚刚读到颜敏先生就《病相报告》一书“与李建军先生商榷”的文章(载2002年10月12日《文汇报》第8版),就属于这种批评。我们不妨以这篇文章为个案,来考察一下在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的一种“病相”。


  表面上看,颜敏先生的这篇文章似乎很讲学理,试图公正、客观地替一部被中国人“武断”地误评的作品讨回公道。但是,颜先生的话说得既不公正,也不客观。他对拙文的评价更多的是误解,而不是理解。他说,尽管我的那篇文章“精神姿态居高临下,语气斩钉截铁”,但是,“我对李建军先生的武断性的诊断还是不敢苟同”。“不敢苟同”固然让人遗憾,但“居高临下”和“斩钉截铁”我也并不打算放弃。我不欣赏批评家蹲在地上仰视作家的姿势,也不喜欢批评家说话时的那种像鸡毛落到棉花堆上的语气。我厌烦那种吞吞吐吐、遮遮掩掩、闪闪烁烁、期期艾艾、欲言又止、左顾右盼的说话方式和行文风格。同时,我还得为自己对《病相报告》的“诊断”辩护。在我看来,我的“诊断”,是从对贾氏作品的文本事象的望闻问切中得出来的,语气的“武断”,并不影响它具有可信的“事实感”和可靠的准确性,否则,颜先生就不会避开我指出的有事实支撑的诸种“病相”,而选择我限于篇幅无法用作品内部的事象详细说明的“思想苍白”这一判断大做文章了。


  事实上,颜先生对《病相报告》的“革命加恋爱”主题的论述,是一种片面的单向认定,或者,换句话说, “‘革命加恋爱’的人性表征”这一观念,是由批评家颜先生附加给作品的,而不是作家意识到的并且在作品中明晰地、有力地彰显出来的主题内容。尽管阐释美学告诉我们,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读解是自由的、完全可以脱离作家的话语控摄的,但我们依然有必要指出,一种完全来自于读者自己的思想理念,是不能随意强加给作品的,更不能随意赠送给作者。因此,颜先生对《病相报告》的主题的阐释,在我看来,固然显示了他对贾平凹先生的乐善好施的慷慨,但是,这种过了头的热情和大方,是会令贾先生不安的,就像一个本来一文不名但却极有自尊心的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来路不明的金钱会惴惴然心神不宁一样。


  其实,坦率地说,颜先生的这种阐释行为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是“冒失”,一种别林斯基批评过的“热烈的冒失”: “它很容易拜倒于一分钟之后就会对之感到冷淡和敌意的东西之前,对这东西高举起双手把它敬若神明。”而这种对贾平凹的“热烈”而“冒失”的赞美和恭维,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最典型的要数很多人对其散文《丑石》的称赏了。本来,贾氏的这篇散文以虚构代替真实,以夸饰代替真诚,并不值得称道。我们虽然从中看到了作者对自卑心理的想象性补偿和超越,但这部作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它的主题:“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乃是拾古人牙慧(语出刘熙载《艺概·书概》),但却被不少评论家视之为贾氏的“重要的美学发现”。这就是那种典型的“热烈的冒失”病相。


  我们从颜先生对贾氏的《病相报告》的主题阐释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病相。我们知道,作品的主题是内蕴在作品的形象之中的,它包含着作者对他所叙写的人物和事件的思考和理解,是作者希望能引起读者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很难想象一部没有深刻主题的好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正是由于对主题的重要性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别林斯基才在《关于批评的讲话》(第一篇)中说:“关于一部伟大作品说些什么这个问题,其重要性是不在这部作品本身之下的。”


  那么,贾平凹在《病相报告》中说了些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从小说文本里寻求到一个深刻、圆满的答案。贾先生自己是立志要写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但又觉得“我无能为力”,“可能再也无法写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了”。在他的逻辑混乱、文理不通的《后记》里,有两句话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句是“爱情是一种病”,另一句要长些,是:“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纯真的爱情在冰与火的煎熬下实现着崇高,它似乎生于约束死于自由。”前一句话,我们已经知道了,是贾平凹从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顺手取来的,但这句话在毛姆的小说中,服从于对思特里克兰德这个自私到病态程度的人物的塑造,是一句我们在特殊语境中不难理解的话:它揭示的是一个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只有欲望没有情感的人的内心真实和道德冷淡。但贾氏的这句凭空而来的判断,则给人一种违情悖理莫名其妙的印象,他把“爱情”与“吝啬”、“嫉妒”、“袄贰狈旁谝黄鸬攘科牍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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