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连载之五十五
2005-10-10 1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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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作者:李建军


 第五辑


        大象的重量与甲虫的颜色


  读到《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上俞敏华先生的文章(题为《李博士:你认识大象与甲虫吗?》),很受启发,也很高兴。想想看,辛辛苦苦地写文章,而且要将它刊发出来,不就是要同别人交换意见吗?得到赞同,可以增强你深入思考和继续写作的信心;受到质疑,则启发你换一个角度探讨问题,横竖左右都是受益,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又有什么必要像贾平凹先生那样,心情不好的时候,视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批评为“引燃了一颗装满阴谋之药的炸弹而提前爆发”(贾平凹:《画集序》,《美文》2001年第9期),飘飘欲仙的时候,则又大度得像蔺相如:“爱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是在前边拉我,给我以滋润和鼓励,恨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边推我,给我以清醒和督促”(贾平凹:《在旧历壬午年二月二十一日五十寿宴上的讲话》,《美文》2002年第6期)。我既不想把“反对我的人”的批评意见看成“炸弹”,也不想让别人太辛苦,埋了头“在后边推我”。我虽然不同意简单地把人分成“爱我的人”和“恨我的人”,或者,“支持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但愿意与“反对我的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或平和或尖锐地交谈和争论。另外,我从来不把面对别人的批评保持沉默,当做大度;也不把在自家办的刊物上误解别人或吹捧自己,当做勇敢。


  闲话说罢,言归正传。读完俞先生的文章,我有这样几个问题,想同大家一起讨论。首先,对“现代主义”作品来讲,“分寸感”和“真实性”这样的尺度是否有效?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其表现形式,还是它所叙写的经验模式,都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分寸感和真实性的问题。如果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完全是天马行空的任意胡来,没有任何规范和纪律的内在制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无自由便没有创作一样,无规范也就没有艺术,没有文学。分寸感和真实性,就是评价任何一种文学样态和艺术类型的重要尺度。完全没有分寸感的写作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分寸感不仅与作品的真实性效果密切相关,而且,还与作品的整体的审美效果密切相关。一部现代主义性质的小说,即使在使用变形、夸张、象征手法的时候,也必须服从一种更为内在的真实性原则的制约,也要让人相信它所表现的人生体验模式是深刻而真实的。即使是细节描写,在现代主义作品的虚构框架中和想象世界里,也存在是否合分寸和是否真实的问题。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叙写一个异化为虫的人的内心体验,想落天外,荒诞离奇,但他的描写又多么准确,多么有力,多么真实,多么深刻,多么令人心酸、令人震惊啊!相反,莫言的《檀香刑》既不是写实性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作品;它不仅缺乏细节描写的分寸感和人物性格处理的合理性,缺乏那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真实效果,而且,还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叙写人的异化性生存境况的深刻性和现实感。莫言的狂放、恣纵的叙述文体,及倾斜、阴暗的审美心理,使他陶醉于对变态心理和酷虐行为的缺乏节制的叙写,而没有为我们开掘出一个具有“现代主义”深度的意义空间,也没有达到俞先生所说的“对人性扭曲的最真实的表现”的境界。


  另一个问题,与“现代小说技巧”有关。在俞先生看来,莫言之所以能揭示赵甲这个人物的“真实”,是因为他选择了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的叙述方法。换句话说,莫言在叙述时,“就将莫言隐藏了起来,而让虚构的叙述者来讲话”,这样,就既可以“灵活地转变叙事视角,灵活的(地)进入人物的内心”,同时“细节才能客观化,人物的冷漠才能显露无遗”。俞先生实在太学究气了,他被一些现代小说的概念一叶障目,被《檀香刑》的幼稚而虚假的视点转换戏法给骗了。事实上,《檀香刑》的叙述视点尽管变来变去,但那徒具形式上的意义,实质上,从始至终,都是那个我们在《红高粱》和《丰乳肥臀》中就已认识的莫言在叙述。这一点,你只要看所有的“叙述者”的趣味倾向、叙述语调、构语模式,就明白了。


  第三个问题,是“审美距离”。俞先生弄错了,这个概念和理论并不是美国的“布斯的”,而是由瑞士的布洛1912年形成系统的理论表述的。1961年,布斯用这一理论研究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一些技巧运用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布斯讲“审美距离”、讲“不可靠叙述者”、讲“非个人叙述”的“中立性”,并不是想用“叙述者”这样的概念,把作者与作品隔离开来,而是强调小说家在运用这些技巧的时候,要注意更清晰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更有效地对读者施加美学上和道德的影响。他否认作品是与作者无关的纯文本,他认为,“没有一个作家能达到这种客观性”(布斯:《小说修辞学》,第7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他在批评乔伊斯的时候说:“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永远不是一件完全中立的活动。……任何作品,即使最短的抒情诗,都不可能以道德、智力和审美的中立态度创作出来。”(布斯:《小说修辞学》,第343页。)在布斯看来,“非个人叙述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道德难题了,我们无法将道德问题看作与技巧毫不相关而置之不谈”(布斯:《小说修辞学》,第390页。)。他在批评罗伯—格里耶的《窥视》时说:“确实,它引导我们强烈地体验了一个杀人狂的感觉和感情。但是,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就是为了进行这种体验吗?不必谈这本书会怎样影响那些本来就有杀人倾向的读者,难道除了技巧成功之外我们的赞美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吗?”(布斯:《小说修辞学》,第396—397页。)问得好极了!这个问题,也适合用来质问《檀香刑》的吹捧者。总之,在布斯看来,“非个人介入的技巧”,即所谓的保持“审美距离”和“客观叙述”,很容易造成道德混乱,因此,他说:“作家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使他的道德立场明白清楚。”(布斯:《小说修辞学》,第402页。)准此,我在批评《檀香刑》的时候,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内容与趣味倾向同莫言关联起来考察,揆情度理,未有不当,而俞先生对我的批评(“但若将其与作者的态度联系起来,是对现代小说叙事错误的肢解”),才是“错误”的哩。事实上,俞先生的“后语”就推翻了他的“前言”:“莫言是主观性很强的作家,虚构的故事掩盖不住他的激动的情绪。”其实,何止情绪,他的趣味、价值观,都在里头。而他显示自己“主观性”的方式,也确实是“离真正的‘民族化’的距离太遥远”。


  最后一个问题,是“艺术的现代性”问题。俞先生说得对,真正的现代性,确实“并不是运用意识流、荒诞手法就可以达到的,关键看是否展露了现代性的哲学命题”。而正是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我们没法把莫言的这部小说,当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作品。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深刻的现代性“哲学命题”。他除了让人“毛骨悚然”地体验到强烈的生理刺激,并没有给人的心灵世界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说穿了,莫言的小说虽然以极端主观化的方式展开叙述,却更多地滞留在肉体和外在感官刺激的层面,而离真正的心灵化、激情化、“哲学命题”化写作的境界,尚有不短的距离。


  大象永远比甲虫有价值。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主义作品,只要是真实的、深刻的、能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就会像大象一样,成为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相反,那些貌似新奇、深刻而令人眩惑的作品,则犹如草丛间爬来爬去的甲虫,尽管色彩斑斓,但无论重量还是体积,都无法与大象相比。一个更为严酷的事实是,一旦秋风吹来,大象依然是大象,而甲虫则会被吹到那些对它赏玩不已的人很难找到的地方。噫嘻!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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