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连载之五十六
2005-10-11 0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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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作者:李建军


 第五辑


         陶醉的权利与胡说的自由及其他


   不用护短,汉语确实是极烦难的一种文字,中国人自己恒兀兀以穷年地学而又学,尚且免不了要鲁鱼豕亥地弄些笑话出来,何况外国人。那些在中国人看来温顺听话的字眼,到了外国人眼前,全都像扶清灭洋的义和团,非得让人家出丑败兴才罢休。闻一多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英译太白诗》,评论的是小畑薰良先生译成英语的《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The Chinese Poet,New York City,1922)的成败得失。闻一多先生有言在先:“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因此,汉诗中的“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经不起翻译的”(《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60-162页,三联书店,1982年。),然而,小畑薰良先生却有采摘“五色灵芝”的勇气和将它“供在瓶子里”的热情,但是,没有办法,“从前的瑞彩,从前的仙气,于今都变成了又干又瘪的黑菌”。看么,中国的一般读书人都能懂会用的词,在小畑薰良先生的翻译中,全都走了样儿:“石径”被译成了“Stony wall”;“章台走马著金鞭”的“著”字,被译作“Lightly Carried”;“风流”被译成了“Wind and Stream”;“青春几何时”被译成了“Green Spring and what time”;“扬州”的“扬”被当做“杨柳”的“杨”,于是,这个中国古诗中常见的地名,便被译作“Willow Valley”,如此等等。我们也许会忍俊不禁,但是,切不可以鄙夷、不屑的态度评价这位日本友人的努力和劳作。我们要念他的好,要像闻一多先生那样,“想起他是从一种外国文字译到第二种外国文字,那么他的成绩更有叫人钦佩的价值了”(《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65页。)。


  我们不仅要感谢那些像小畑薰良先生一样知难而进地将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的汉学家,而且,还要允许外国人以他们乐意采择的方式和标准来理解和评价中国文学。夏志清先生说,有些美国人有“力求复古,把自己置身于古代中国思想范畴里的倾向”(夏志清:《人的文学》,第192-19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像张竹坡一样,全盘肯定《金瓶梅》,“将来这位美国的张竹坡的《金瓶梅》问世,国人读了,可能心里会高兴,中国文学里,又多了一部被洋人全盘肯定的杰作。但我总觉得,这是阿Q心理的作祟,中国古代作品,难道中国人自己不会鉴定其优劣?洋人辛辛苦苦学通了中文,他有陶醉于中国古人世界里的权利,享受他象牙塔里的乐趣,因为对他来说,现代中国同古代中国是完全拉不上关系的。中国读书人应该关心中国文化的前途”(夏志清:《人的文学》,第193页。)。夏先生说得大度而正确,外国人的确有“陶醉”的权利,不仅如此,作为对他不避烦难学中文的奖赏,我们还要允许人家有对中国文学胡说的自由,要紧的是,无论人家怎样“陶醉”,怎么胡说,我们都要保持清醒和冷静,不能听到人家的批评就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或者,听到人家不着边际的称赞和恭维,就满脸都是“如莲的喜悦”,乐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地跟上疯子扬黄尘。遗憾的是,世间有自知之明的清醒人少,而缺乏自制力的盲从者多。


  1986年6月,在西德的莱圣斯堡召开了一次有国外汉学家及两岸的诗人和学者参加的“现代中国文学大同世界”的会议。在这次会上,德国的顾宾(W.Kubin)教授在发言时说,他读过台湾所有的现代诗,发现一点都没有感动他。顾宾的发言让与会的台湾作家深感“困扰”和委屈。李昂的话很能反映他们当时的感受和心情:“我们努力写出来的作品,旁人不仅不注意(不注意也尚可忍受),更糟的是,还得到污蔑、受到不公平的批评。”(李昂:《台湾作家的定位》,《中国时报》,1986年8月21日。)李昂当即站起来,用“最直接、不客气的话”质问、反驳顾宾教授。李昂说当时“我手心冒汗,心跳加速,强烈的情感使我胸口紧塞。”(同上,8月22日。)李昂的文章发表后,在台湾作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洛夫在《怒读〈台湾作家的定位〉》一文中说:“西方文学界一窝蜂地大捧大陆作者之作,也相对地因政治因素而忽视、贬低了台湾的文学和作家;除了不公正的批评,有时甚至也采取抑制行动。”(文见《中国时报》,1986年9月25日。)随后,台湾的《远见》杂志(1986年11月号)专门就“台湾文学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公平待遇”为题展开讨论,核心的议题是“如何才能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台湾作家的委屈和愤怒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作家,“据说杨炼在这次会议中虽很受瞩目,但态度非常狂傲。他在会议中公开说:中国有四大诗人,那就是——屈原、杜甫、李贺,和我杨炼。说完台下一惊,却也激怒了性情中人的夏志清教授,立刻站起来斥责一番,然后拂袖而去”。(文见《中国时报》,1986年9月25日。)


  顾宾教授的发言,显然属于那种张公戴了李公戴的八寸三帽子。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姑妄言之,我们就不能姑妄听之呢?我们为什么对一位外国汉学家的并不妥当的话要如此在意呢?这边厢为之怒不可遏,那边厢却因之乐不可支?从什么时候开始,李白和杜甫的后代对自己的诗情和才华如此缺乏自信,如此渴望通过由某些汉学家操作的“国际”验收和“世界”考评?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得太久了,被世界遗忘得太久了,我们因此寂寞、孤独、自卑,特别需要别人的理解、认可和鼓励。但是,不能靠牺牲高贵的尊严,来获得别人的肯定。谁说过我们必须经由几个汉学家的同意,才能体验成功的喜悦与收获的快乐?龙应台说得对:“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做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龙应台:《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第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这是一个极没有出息的民族,这是永远成不了大气候的文学。想想贾平凹的《废都》获法国“女评委”奖时的情形吧。本来,在中国,《废都》因其堕落的趣味,窳败的道德情调,病态的性描写,对女性的侮慢的赏玩态度,拙劣的商业炒作,而遭到中国文学界的普遍贬斥,但是,在法国,它却受到了十二位在评奖中有投票权的女读者的赏识,并因此而获得了一项“国际大奖”。消息传来,令中国的读者难以置信——一位很有名的评论家问另一位评论家:这个奖该不是最差文学奖吧?(惠西平主编:《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第325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不是的,因为,法国驻华大使皮埃尔·莫雷尔在贺信中严肃地说:“‘女评委’文学奖创立于1904年,是法国最有权威和盛名的文学奖之一。”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对于《废都》,法国人的评价是不可思议的,靠不住的,不负责任的。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的话依然有效,这十二个女读者有陶醉于《废都》的权利和胡说的自由。她们终于读懂了一部来自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家的小说,这部小说如此符合她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想象,怎么能不让她们欣喜万分,击节称赏呢?《废都》里的文人依然像几百年前一样堕落,一样颓废自放,一样无耻地享乐,一样昏暴地玩弄女人,却又不失庄禅境界的幽玄雅致和士大夫们的风流倜傥。自哀自怜的性格,多愁善感的气质,装神弄鬼的玄虚,再加上一点不多不少的厌世情绪和不痛不痒的高级牢骚,还有比这更像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文人的吗?还有比这更令法国女人欣然神往的吗?所以,“女评委”们欣赏《废都》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正像这个国家的土壤上会产生出《恶之花》这样的作品一样正常。但是,某些中国人对这个“大奖”的喜不自胜的反应是不正常的,可悲的。记者、商人、编辑和批评家闻之雀跃,因为他们又有了一次凑热闹、摆阔气、说好听话的机会。当然,最得意的、受活的,还是《废都》的主人贾平凹,高兴得简直有些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说:“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大体无所谓”,一会儿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这个奖在法国,法国是个小说大国,它毕竟对校正这本书的误读有好处,为更多的一层人去读,供作者产生一份写作的自信。”(惠西平主编:《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第328页。)半通不通的话缝里,透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快意:中国人的“误读”终于被生活在“小说大国”的法国人给“校正”了!


  但是,这样的欢乐,仿佛接近正午的雾岚,太轻、太薄、太容易被风吹散。章克雷先生在最早发表于《文学自由谈》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好:“乌鸦就是乌鸦,无论时空怎样检验,也不会变成美丽的孔雀”;“其实贾平凹实在用不着飘飘然,因为《废都》无论获了什么大奖,也改变不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恶劣的印象”(惠西平主编:《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第335—337页。)。


  事实上,无论是法国自己的“小说”,还是“文学大奖”,本身就存在问题。六七十年代以后,法国小说虽然“新潮汹涌,群体蜂起,新人辈出,实际上却缺乏在价值信念上进行深刻探求和坚定维护的精神”。据台湾《中央日报》(2001年7月23日)上刊载的题为《法国小说死了吗》的文章说:“眼下的法国,书摊上充斥着平庸之作,创作者与出版家存在着深刻的认知危机,共同承认的象征系统分崩离析,对于普遍性大家都存疑,公众的鉴赏力已被好莱坞和低级小说给逐步销蚀。这种凋敝现象令有心人忧心忡忡,法国极富权威的《快报》周刊不久前曾以‘法国小说死了吗’为讨论主题,举办了一次大型研讨会,让与会的作家与出版人各抒己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后现代思潮作为创作主导的先天性缺陷”,即“用一种新形式否定另一种旧形式,用新教条反对旧教条”;二是“文学的社会职能被完全否定了”,“眼下许多法国小说”,“全盘否定了小说作品的教化与审美职能,任意践踏人之为人的价值,对人性作无情的暴露,甚至以它的黑暗面为着眼点,以耸人听闻的情节制造轰动效应,诱使读者掏腰包买书”;三是“‘经济审查’劣币逐良币”,“出版界太过关注小说的销售潜能,往往干预作者的创作方向,迫使作者在书中加入许多出版人认为能够取悦读者的作料,甚至在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就预想它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为加深视觉效果牺牲了描述深度。如此一来,大大压抑了作者的原创力,也使一些高水准而又一时难以倾销的作品没有了出路”;而第四个结论就是批评法国的“大文学奖”的:“更坏的是,几个大文学奖的主审标准也阿附时尚,不再为读者在五花八门的作品中挑拣粹美者奉上桂冠;而是随着大潮流走,哪种类型的作品讨好读者,就把大奖给它。而几大文学奖评选大权控制在三大出版商伽利玛出版社、格拉塞特出版社和启蒙出版社手里,更是为人所诟病。它造成的垄断现象有目共睹,得奖作家往往是评选大员与出版公司之间商定出来的人选。加之文学奖在日益高涨的经济漩涡中逐渐与文学价值分离而沦为广告的角色,已不具当初设立时的精神蕴涵,对促进法国文学作品的提升,已不起太多作用”。原来如此!如此之类的“文学大奖”,必然对中国也“不起太多作用”,我们也不必拿它太当回事的。


  如果说来自法国的“校正”其实是“误读”的话,那么,来自某英语国家的关于莫言的过誉之词,则纯系妄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莫言散文》的扉页上,赫然可见地印着这样一段“权威评论”:“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两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英译《红高粱》的出现是英语文学的一大盛事,本此可预见中国小说在二十一世纪的活力和影响力。”这段出自M.Thomas Inge的《史诗般的小说,一流的中国作家》中的文字,很显然只有气壮如牛的外国“权威”才敢讲,一个中国人说出这等昏话,即使不会落得个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的下场,也必然会被人视为神经不够正常的弱智。然而,这位叫Thomas Inge的外国人敢讲,他讲了,却不是弱智的昏话,而是“权威评论”。外国人可以因为胡说而成为评价中国文学的“权威”,但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中国作家却不应该借助于他的妄评成为“世界级的作家”,利用他的昏话在“才华”上高出鲁迅和老舍一头。古人论作文有“垫拽”之法:“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垫之法有上有下。”(包世臣:《艺舟双楫·文谱》。)其实,搞评论,做广告,亦可如法炮制。将鲁迅和老舍垫到莫言下面,就是为了抬高莫言,为了让他成为“世界级的作家”,就是为了让《莫言散文》印上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但是,不要记了,“高则其落也峻”,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其情状必然令人尴尬和狼狈。


  19世纪30年代,别林斯基在著名的《文学的幻想》中说:“我们在授赠天才桂冠和称颂诗歌宗匠方面常常是漫无节度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积重难返的宿弊。”(《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看来,中国人的毛病外国人也有,因此,对外国人授赠的“桂冠”和“称颂”,我们也不能拿它当真,否则,自取其辱不说,还会影响人们对中国文学的正常想象,是不利于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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