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连载之五十七
2005-10-11 15: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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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作者:李建军


 第五辑


 后  记


  收入本书的是我近年所写的批评文字中的一部分。明眼的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属于在批评上很痴愚的那种人:态度既无讳掩,方法亦颇原始。


  说自己的批评“原始”,是因为我常常用最简单的实证方法,从标点符号、错别字及语法和修辞病象等方面入手来细评作品。在我看来,一位作家,无论他多么“著名”,都不享有蔑视语言规范的自由和屡犯低级语言错误的特权,因此,只要他的作品里大量出现文不从字不顺的错误,充满了中学生都不犯的语法错误和修辞错误,那么,就有必要根据最基本的标准来要求他、批评他。


  针对我的这种从细微处切入的批评,一位态度友好而认真的朋友,在《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扎实、精彩的文章,细加评析。他以同情的态度理解作家:对于作家的“硬伤”,“批评家应给以适当的宽宥”,因为,“毕竟,中国教育有十年‘文革’的背景”;同时,又替批评家着想:“博士给作家挑语言的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而有深度的批评家们,更应注重自己的注意力、才情的使用与分配”。我真诚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也将采纳他的“注重……使用与分配”的建议,但是,我对“资源浪费”的观点难以苟同,也不认为一切丑陋和残缺,皆可用“文革”这床破被遮过则个。


  其实,从最细微的文体和修辞肌理切入,渐次进入作品内在的意义世界,乃是一种可靠而有效的批评方法。离开对语言的细致入微的解剖,我们根本无法对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判断和评价,势必会陷入胡乱比附、妄下雌黄的随意状态。相反,细胞解剖式的文体批评,则有助于我们以一种精微、直观的方式感受作品的文体风格。记得当年读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他分析、评价几位作家语言的一段文字,印象深刻。他说:“沈从文的语言够精炼,但多少残留文言气味;老舍的文字够生动,但稍嫌欧化语法作怪,他的名著《骆驼祥子》,最后一句话,长达91字(李按:根据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应为93字),中间用了12个‘的’字,使人真难下咽。”(《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100页,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司马长风先生通过对一个句子的长度的统计,有效地支持了自己的判断,真是精彩。


  我的相当一部分招怨树敌的文章,是在《南方文坛》的“个人锋芒”上刊发的。我喜欢这个栏目,因为,它充分显示了对个人的话语权利和言说自由的尊重。感谢张燕玲女士,她勇敢地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在美丽而温暖的南方,为我的文字提供了一片扎根和生长的土壤。


  感谢《文艺争鸣》的朱竞女士和郭铁成先生,他们不仅毫不犹豫地将我批评陕西作家的文章完整地发表出来,而且还组织争鸣文章,将讨论推向深入。


  感谢《小说评论》的李星先生与国平兄和小利兄,他们给我开辟了“小说病象观察”专栏,使我这个东跑西颠的文学郎中,在自己的故乡有了一个“治病救文”的诊所。


  感谢《文学自由谈》的任芙康先生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李正忠先生、祝东力先生和沙蕙女士,他们给了我的批评工作以充分的理解和慷慨的支持。


  感谢那些通过各种方式与我长期保持美好友谊的朋友们,他们的学识和智慧让我获益匪浅,他们的友情消除了我夜行路上的孤独感。尤其是陈忠实、阎纲、何西来、雷达和毅健等我素所尊敬的长者,师友风义,惠我多多。


  感谢我的亲人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很有可能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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